神明吵架，凡人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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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到底是干什么的，这个问题素来让人捉摸不透。我们早上起床往往要打开电视看下新闻，吃早饭后有空会扫几眼报纸，出门坐公交还听广播，到了公司，空了会浏览下新闻网站，下班这些过程逆向重复一会，媒体和我们的距离十分之接近。那媒体提供给我们的是什么呢？资讯咯。无论是国际大事，社区小事、体育赛事还是明星轶事，这些媒体都会提供给我们。但是媒体为什么要提供给我们这些资讯呢？按照古代，驿道传播皇帝的命令，管理巨大的国家，那是国家管理的需要；到了现代，媒体的动力，是商业利益。

     商业利益的核心就是提供别人所需要的东西。这也很好的解释了为什么明星八卦和体育新闻总是很受欢迎。明星的八卦不在于真假，在于离奇和刺激，即使不离奇和刺激，可以利用离奇和刺激的标题来表现的离奇和刺激，或者利用剪接的力量断章取义；体育赛事很好的帮助人宣泄了自身的压力和分泌的荷尔蒙，而且运动员就好像罗马角斗场上的角斗士一样，还是有足够的内容供人八卦的。

      但是政治，媒体对这东西究竟能提供什么样符合人需求的产品呢？这首先取决于媒体的投资者。一个保守社团的媒体自然就需要为它的主要受众提供保守的政治信息，一个自由社团的媒体自然倾向自由，媒体作为社会政治观念整合成型后的一种结果（是结果，不是过程），依附于各种政治势力之上，充分为之服务。但是，这种类型的媒体自由，首先必须依赖于稳定的政治文化，也就是说，先实现根本的政治价值观念一元化。一元化确立的是国族的神明和政治神话，这成为社团文明斗争的基础，也将你死我活变成一种形式重于实质的东西。

      如果政治文化不稳定会怎么样呢？媒体开放虽然还是寻租的场所（一直都是），但是商业信息的运作走进激烈的理念斗争中，还是缺乏稳定取向的政治理念斗争中，这即不受政治家的欢迎，也不受允许。最终的结果是被再次整合成一种政治正确的媒体，当然，是胜利者的媒体。而异类声音，任何形式的存在，说到底都是以边缘化作为必要前提的。

      真正能保证媒体独立的应该依靠的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是公民素质。只有高素质的公民成为了媒体的主要收益来源，媒体才可能以一种正确的态度来提高自身的新闻素质，而且，减少评论，关注事实本身成为主要诉求，因为公民的高素质必然使个人的判断能力提高，媒体越俎代庖进行代思考和催眠的可能性才会得到降低，这也就降低了政治团体或者利益集团对媒体的需求，只有真正做到“叙而不做”的媒体才可能被称为独立的、中立的媒体。

      记者这个职业，本质上是一种另类的政治雇员。首先，记者的活动毫无疑问的关系到政治（娱乐记者照样如此），第二，记者不可能具有韦伯所谓的“以政治为业”的精神和可能，如果不幸这个人有，那可比小报记者还要有灾难性（觉得自己是愚民之牧人的最可能出现在记者中，这直接侮辱别人的智商）。正因为是政治雇员，因此记者很奇怪的会享有很高自由权，包括新闻报道和评论的自由。政治本身涉及到主观上认可，并非靠客观推论就能简单得到结论，政治的出发点往往是一种人性假设，就是对人的大写化处理，这注定了作为宣传者的记者和媒体，必须具有主观引导的地位，或者说，是对群体进行催眠的能力。

      媒体的性质，本质上只是借助大众传播手段的发展进行进一步思想控制的机构。这种组织是近代进化的结果，借助社会基础单位的缩小和传播手段的进步，媒体越来越成为系统内的一个内生变量，而不再可能如同诞生之初那样锐意进取了。如果说什么还能使媒体有所作用，是社会利益集团的多元化以及这些多元化利益集团的内在价值标准的一元化，是将理念问题化约为0而将操作问题极大化。成熟现代文明的媒体，是不被人们认可乃至是被鄙视的理念教师（或者自己放弃这种身份），而为了维护“不言自明”的理念和操作问题，奉献自身的问题。

     在理念未理清的社会，媒体开放不过是一场战争，当然实际是一场闹剧罢了。